窗前又春色

去年三月花如雪
今岁彼时雪似花
正是蓓蕾初破壁
却遭霜冻尽萧杀
终值玉瓣轻舒展
难料冰凌重迫压
万里春风难锁住
吹开一树彩云霞

魏县三题

 

古之都

 

魏县之古，遥及春秋战国。是时诸侯争霸称雄，相传此地即为魏国之都。三家分晋，天子册封，魏文侯筑高台招贤纳士，励精图治，拜孔门弟子为师，任李悝为相变法，用西门豹水利治邺，遂称七国之雄。纵横捭阖，攻城略地，游刃于列强之间。吴起攻秦五城，战册彪炳；庞涓兵败孙膑，也著史话。虽被灭于秦一统烽火之中，终青史留名，辉煌一时。秦亡汉兴，遂置魏郡设魏县，声名沿袭至今，久之不衰。今魏县魏人，承先祖之秉德，扬中华之传统，追时代之潮流，重史兴文，创业修德，复称雄于县市诸强之中，如明珠璀璨于冀之西南。

 

梨之乡

 

魏县之珍，首推果中鸭梨。历史之久，有千年梨王佐证；栽培之广，有遍野梨林为凭。初春时节，梨花绽放。登高望远，如冬之鹅毛白雪落野，如海之飓风白浪飞卷，如天之堆积白云垂地，如丝之轻柔白绢飘拂。近而赏之，舒展如旋转之舞裙，蕊嫩瓣娇；闭合如满盈之微月，圆润含羞。徜徉于玉树临风之间，满目冰心玉洁，遍周暗香浮动，神清气爽，流连忘返，俗世杂念，尽逸天外。时至秋日，满树遍野，金钟悬枝，累叠叠，光灿灿，不让皇宫藏珍宝，敢于秋阳竞辉煌。采之在手，光滑细腻，温润凉爽，如托黄玉精雕琢；剖之在案，皮薄于纸，肉白胜雪，如视冰莹镶黛珠；食之在口，甘甜嫩脆，润喉清肺，如饮仙酿久留香。是时，商贾云集，人头攒动，箱装车载，川流不息，神州海外尽享品梨之乐。

 

水之城

 

魏县之奇，当属水中之城。江南水乡星罗棋布，实乃常见之景，华北魏城水网环绕，确为罕见之观。古有漳河城畔流淌，继而兴修灌渠水利，今之引黄之水入冀，水与魏城结下不解之缘。县府乘“三年大变样”之东风，藉天时地利人和之强势，集千军万马会战于城之周遭，疏堵清淤，开渠建湖，引流蓄水，植树栽竹，北之水城，独领风骚。夏秋之际若闲步于城外水域便道，即见阔渠碧水源远流长遥及天际，圆湖绿波微澜不惊白云倒映，轻舟游船白鹅绿鸭游荡其中，堤坝岸畔草青树绿花艳竹秀，至夕阳撒金，晚霞缀红，更是美不胜收，梦幻之中难免自问，此乃江南乎?仙境乎？抑或魏城乎？

戏说文学三重境



王国维说过做学问的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迷惘，有执著，有艰辛，有欣喜，苦中有乐，乐在苦中。咱没做过学问，受不了那份苦，也享受不了那份乐，当然主要是没那份本事。咱无聊时爱瞎写一些文学的文字，从中也自有自己的一份快乐。写来写去，忽然发现文学体裁的不同，对写者来说，似乎也有着不同的境界。自然咱的感受低且俗，不如大师的高雅深切。既然也低了俗了，索性就低俗到底吧，不是对女性不尊重，就拿妇人做比了。

诗歌是自言自语的“少妇”。“少妇”，刚从怀春少女的二八妙龄进入婚姻的殿堂，罗曼蒂克犹存，新婚燕尔正酣，忽然夫君就远行了。独守空房的寂寞时光，思绪翻滚，心潮难平，千般爱意万般幽怨涌上笔端，于是就有了如丝如缕的一行行诗句。那诗主要是写给谁看的？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的时候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成诗之后左端右祥爱不释手，放到隐秘处后，还不时自己偷偷拿出来再三吟咏，自己把自己还感动得心跳。也许还会拿给远行归来的夫君看，以博得知音知己莞尔一笑，让温柔之乡更加温柔。当然也许会有别的读者看到并且使之感动，但那种感动是以他度己心有灵犀的共鸣。我想那李清照作词大体就是这样的情景。诗歌的主人公是作者自己，是作者自己的心灵乃至是作者自己心灵的隐秘之处，是作者的自言自语，是主要写给作者自己的。如果作诗一心想着读者，一心想着他人，全心全意为大众读者服务，全然忘我，那样的诗恐怕不会好到哪里去。

散文是絮絮叨叨的“怨妇”。“怨妇”有满腹的心事，满腹的牢骚，满腹的委屈，满腹的话语。“怨妇”的迫切愿望是“倾述”，逮住谁跟谁倾述，至于人家爱不爱倾听那不是她所考虑的问题。就像祥林嫂死了儿子阿毛那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当然，聪明的文人不会像“祥林嫂”那样讨人嫌，而是要琢磨怎样讨听者的欢喜，怎样吸引听者，于是就在话语文字的编排上下一些功夫。散文的主人公也是作者自己，自己的心事，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所见，自己的所闻。同诗歌的区别除了形式的不同以外，就是诗歌主要是写给自己的，散文主要是写给读者的，巴不得让人来读，让人来听。有的散文之所以不大讨人喜欢，主要毛病在于过于自恋了，没有考虑听者的感受，真的变成“祥林嫂”了。从散文中衍生出来的杂文像什么？像怨妇继续前行，怨之深，恨之切，成为“泼妇”了，不再絮絮叨叨，嬉笑怒骂讽刺挖苦，怎么过瘾怎么来。

小说是颐指气使的“悍妇”。这里的悍妇，不是由泼妇发展而来的河东狮吼那样的彪悍之妇，是强悍的极致，是女强的顶峰，是武则天、慈禧那样君临天下权柄在握的女皇、太后。难道不是吗？小说里的人物叫什么由你来赐名，怎么着由你来编排，你叫他坏他不得好，你叫他好他不得坏，你叫他生他不得死，你叫他死他不得生。尤其是官场小说，所有的官职都是你任命的，现在连省委书记、省长都敢编排了，这还不强悍？尽管是意淫，但是那瘾是过足了。小说里面的“自我”隐藏的极深，不写自己，专写别人。如果说文学是作者心情、思绪的一种发泄方式的话，小说尽管隐晦曲折，但是发泄得最为痛快，远远超过了“少妇”“怨妇”乃至“泼妇”，既能大面积地吸引读者，又能大面积地发泄。

这样的议论纯属戏说，戏说的主要对象又是我自己。如果这样的戏说亵渎了女性、文学、作家的圣洁崇高的话，那就是我自己言之有罪了。老汉我先在此陪不是了。

低温极致忆饥寒



今年冬天闹低温。满世界地闹。美国、欧洲、印度……，凡是北半球都出奇地冷，出奇地下大雪。据说都是近四五十年以来的最低气温。因寒冷而死去的人数也不少了。咱中国也不例外，忙得政府派人上街收留流浪乞讨人员。以人为本嘛，冻死人不好。都说气候变暖了，咋说冷就冷了呢？敢情地球是打摆子呀！它闹低温，咱好对付，待在家里不出门就是了。零上20多度，舒服着呢，隔着窗户看大雪，好兴致！但是，还是有事出去了几次。果然是冷，风不大，空气也好，晴朗朗的，又清冷冷的，走几步冻得鼻尖、耳朵就生疼生疼的了。好多年没有这么挨冻了，痛，并快乐着，快乐中心头突然涌上了一阵温馨的感觉。怎么温馨了？又找回童年的感觉了！对，小时候的冬天就是这样的。

童年中的冬天是漫长的。现在想来，之所以觉得冬天特别地长，就在于饥寒交迫，再则就是憋在家里出去疯跑疯玩的时候少了，难捱难耐。当然，北方的冬天就是长，占去了全年的三分之一还要多。童年的冬天是晾晒人们真实生活水平的好日头，保证你看得不走眼。因为别的季节，人们有的穿没的穿可以赤膊光脊梁，有的吃没的吃可以偷青挖野菜，冬天可就能看出家底厚实不厚实了。说穿戴吧，那时候当然不像现在这样貂皮羽绒五颜六色，除了女人的上衣，基本上是一码黑，但是也有区别。一码黑中有黑制服，如果是大人那肯定是干部，如果是小孩那肯定是干部子弟。制服，是小县城里身份的标志，错不了。既然是制服，那肯定也就相对厚实保暖一些，哪怕那是旧衣服，也差不到哪里去。里面人家不让你看了，如果扒开了，或许还套着秋衣秋裤呢，那就更暖和一些了。一码黑中更多的是中式民间的棉袄棉裤，但是也不一样。家境好一点儿的，黑，新，厚实，干净，没补丁；家境一般的，虽然旧一些，打着补丁，但是干净得体；家境差的就大不相同了，脏，破，窟窿中露着棉花或少着棉花，甚至扣子也不全，用一根麻绳或者布带勒在腰里。那时候老百姓棉衣里面大都不着什么衬衣、秋衣、背心什么的，一件布做的“腰兜”足矣。这是衣服，再说鞋。棉皮鞋是绝少的，如果有那肯定是大干部无疑了。大部分人是黑灯芯绒做的棉鞋。老百姓中家境好的还有别式的鞋，俗称“毡疙瘩”，白色的，用羊绒羊毛专门制作的靴子，看得个头不小，实际上不厚，穿着既轻巧又保暖。家境差的那鞋就五花八门了，旧的，破的，捡来的，讨来的，棉的，夹的，少帮没沿儿前后开口的，式样不少，就是不保暖。那时候小孩们凑在一起，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跺脚，不跺他冻得发麻呀，就那冻疮、裂口也是少不了的。冬天最容易挨冻的是手。那时皮手套、绒手套还不常见，家境好一些的，无非是缝制一副大拇指与其他四指分开的棉手套再系根布带挎在脖子上，还有一种很保暖的是皮筒子，用布绷上兔皮或者猫皮缝成筒状，双手在胸前往里一插就很暖和了。实际上那时候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戴手套、皮筒子的时候都不多，碍事儿，不方便，因此冻伤双手的事情屡见不鲜。冬天男人的帽子是比较丰富多彩的。那时的冬天就是冷，不戴帽子或戴单帽子的人是极少的，穷也罢，富也罢，头顶上都是要盖上一顶能放下两帘儿的棉帽子的。帽子的区别也很能说明身份和家境的区别。干部或者干部子弟，大都是买来的栽绒帽子，漂亮，时尚。大部分人也是买来的棉帽子，只不过是黑布包着棉花而已。还有不少老头戴着毡帽壳，没帽檐，放下来只能遮住两个耳朵。倒是农家自己做的帽子大都有着保暖的皮毛，大部分也就是兔皮、猫皮、狗皮，但是有个别狐皮的，那毛色，金黄，富有光泽，绒厚，毛长，分量也重，戴着出汗。我估计，凡是戴狐皮帽子的，恐怕家长都是打猎的高手。冬天里衣饰最好最保暖的是农业社赶大车的车倌儿，高大的狐皮帽子，又厚又重的绵羊皮袄，高腰毡疙瘩，没这身行头，他们出不了远门儿。再一个原因，赶大车的车倌儿挣的工分多，见得世面大，也少不了几个活泛钱儿。那时的冬天，躲在家里也暖和不到哪里去。烧煤的土炉子是六十年代才渐渐普及开的，此前大都是炕上稳着一座火盆，有硬柴或者刚出灶膛才有明显的暖和劲儿。那时家里窗户上结的冰极厚，图案也极美，待到中午消了的时候，常常流一窗台冰水。那时候经常见到的冬天里的众生相，要么是几个人比着手上或者脚上谁冻裂的口子长，要么就是冻得发红的鼻子尖上淌着一股清鼻涕，要么就是人人吞云吐雾，出口气都云雾缭绕。

人家电视台用科学的记录说了，实际上咱童年的冬天并不比今年的冬天冷。那为什么记忆中的童年的冬天都那么冷呢？我想，除了记忆的失真和现在气候真的变暖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那个年代饥寒交迫。穿不暖的感觉自然是寒冷的，吃不饱更不经冻。你想想，那时县城的居民每月那点儿供应粮，不仅量不足，而且粗粮居多，细粮居少，都是陈粮，没有哪家敢随便吃肉的，冬天又少菜，无非是萝卜、土豆、圆白菜，那也不可能顿顿有，很多时候只能是咸菜条就饭了。更别说农业社的农民了，许多人家早掺上秕糠了，正愁着开春咋度饥荒呢！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哪经冻呢！那过冬的动物为啥秋天要吃得滚瓜溜圆呢？脂肪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御寒。你看那极地的动物，没有瘦子！

话说回来，地球呀，还是四季分明好，别打摆子。打摆子人受不了。可是地球说了，我打摆子都是你们人闹的，你以为我就受得了打摆子啦？看来，人呀，别太不知足了，丰衣足食，别闹热死人、冻死人、饿死人、渴死人就挺好。把地球惹恼了，还是自个儿遭罪!

闲冬无聊话多，不说了。

2010元旦的寓言

不是老师教得那样
不是数学学得那样
0不是0
00也不是0
不是空空如也
不是一无所有
那是实实在在的
十年如箭的光阴
九年前出生的新世纪
已经出落成
一个青春四溢的女孩儿了

就在00最后的夜里
女孩儿敲响了我的梦
她恭敬地称呼我大爷
调皮地对我眨着眼
把双手神秘地藏在身后
她说，大爷，
我有许多许多好玩的礼物
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我捋了一把花白的短发
和不太花白的胡茬
笑呵呵地问她
你都有什么好礼物呀
她一跳一蹦地数着
有事业，有爱情
有进步，有机遇
有升官，有发财
有健康，有欢乐
有……
她数了很多很多
我记性差没能记得住
我对她说，孩子呀，
你的礼物太多太好了
需要它的人很多很多
你就随便留一件我中意的吧
小孩说，那好吧
我猜得着你中意啥
请你闭上眼
等我走了你再看
于是，一只温润的小手
把一个温润的物件
轻轻地放在我粗糙的手里
轻盈的脚步远去了
我睁开双眼一看
手里握的是平安
多好的女孩儿呀
盼着天天在长大的你
年年都来给我送平安

是的，我就中意平安
平安就幸福
平安就健康
平安就快乐
平安就美满
别的礼物
该有的我都有过了
没有的，只要有了平安
它们都会有
我所中意的平安
当然是我的平安
当然是我的家人的平安
当然是我的朋友的平安
当然还有别的更大范围的平安


我知道
许多许多的人
都从女孩儿那里领取了
自己中意的礼物
包括我所中意的平安
我还知道
女孩儿那一身时装的暗兜里
同时还封藏着另外异样的东西
尽管藏得很紧
还是被她不愿意见到的人
偷走了

街头文化话沧桑

最早的甚至包括大半辈子文化知识的汲取，有不少是在逛街中进行的。街头文化也是社会文化的窗口或者缩影。于是，回想起来，也就很有一份沧桑感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不识字呢，最吸引我眼球的是1958年大跃进画在街头上的壁画。那时县城的街上店铺不多，有不少街巷两侧大部分是老房子的后墙或者山墙，于是就都成了那个时代宣传家、艺术家的领地了。除了美术字的大幅标语，有许多彩色的夸张的后来被称之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漫画。高高的麦秸堆上，一个老汉端着长杆烟锅在向太阳借火，现在想起来，你说他也不怕闹火灾！一个玉米上爬着好几个胖娃娃，你说那玉米棒子该有多大！还有“二郎担山赶太阳”，一个壮汉挑着两只筐，每只筐里各是一座山峰，大步流星地向眯着眼笑的太阳奔去。差不多每幅画都配了歌谣。那时看得很好玩儿，因为还不懂得或看不起连环画呢！到了六十年代初，闹饥荒了，再看到那已经斑驳模糊的画作，小心眼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六十年代前期，街上除了标语之外，主要是宣传窗和报栏。报纸看不懂，倒是从宣传栏里看见过不少东西，印象深的似乎是民兵端着枪在城门洞演练的照片。还有就是把忆苦思甜、阶级斗争、贪污盗窃的事情画成连环画一类的东西按照顺序贴在墙上，也挺养眼的。和这种严肃的“艺术品”相比更严肃的是一种叫作“悔过书”的小告示和法院的布告。“悔过书”不大，十六开，都是蓝色的绿色的粉色的很薄的彩纸。标题就是“悔过书”三个字，开头先交代自己身份，姓名、年龄、成分、哪个村的，然后是干了什么坏事犯了什么错误，比如偷盗了，打架了等等，以盗窃为多吧，然后是检查，最后都是表示今后绝不再犯，自费印三百份或者五百分“悔过书”表示悔改。这应该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教育方式吧。布告就大了，黑体大字特别醒目，大都是一串人，很少个案的。什么犯罪都有，反革命、流氓、强奸、盗窃、杀人等等。最令人激动的是被打了红勾的名字及其犯罪事实，那就是被判了死刑枪毙了的。还有就是下面落款，一般都还有县长的名字，还是个人的手写体。这两种东西大概是我见的最早的属于本地的印刷品了，那时对铅字是感到很敬畏的。后来，悔过书就很少见了，布告持续了很久，只是到了近期才少了。还有一种手写的公文在街上常见。比如说，娘要做饭了，给你一毛钱要你去打点儿醋，你提着瓶子走老远进了城，结果门市部大门紧闭。你瞅吧，门板上肯定贴着一张黄纸的“通知”，那上面字不多，大概就是“奉上级指示今日盘点不营业”这么几个字。小时候看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盘点”，后来才知其所以然了。到了六十年代后半期，那街头文化可就热闹喽，也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现在的广告热毫不逊色。那就是“文革”中的大标语、大字报、大批判、传单、漫画等等。雨后春笋，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铺天盖地。除了报纸上大喇叭里通用的，县一级的各单位的头头脑脑都成了街头文化的主角、名人。一般来说，本地名人都是以文字表述为主，艺术加工也有，但是不多，恐怕是艺术功力不够的缘故吧。倒是国家名人以艺术表现为主，文字退居其次了，这大概是外地“舶来品”的缘故，有蓝本可依。刘邓陶、彭罗陆杨、六十一个叛徒……，画的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丑，后来甚至把刘少奇做成用白纸糊的纸人挂在电线杆子上，鬼也似的，吓得小孩晚上不敢出来。还有红海洋呢！先是用红油漆、红语录进行了“旧城改造”，连商店都“红卫”“向阳”“大众”“为民”了。很快就升级为红太阳、毛主席画像、浪花滚滚、葵花朵朵了。开始毛主席画像都是木刻版的，线条简单，不走样。后来就有油画版的毛主席去安源的专门碑墙了，虽然不多，但那是标志性的建筑。到了七十年代，这一套渐渐地少了，只是批林批孔、批判四人帮又热闹了一阵子。八十年代前后，街头文化比较冷落，主要是标语标语口号和街道办事处的小黑板报，报栏、宣传栏都不多。可以说，政治的气氛渐渐淡下来了。随之而起的就是直至现在的商业性的牌匾广告了，由少到多到繁，由小到大到巨，由简到繁到奢，现在满世界都是喷绘的明星了，以致还有消灭不尽的小广告和“办证”一类的手机号码，都成了灾了。不能说满街的广告牌子没文化，基本上文化含量不高。即使有个把有创意的，在电视上也看得多了，见怪不怪，见好也不觉得好。实际上，现在街头还满是有文化的，婚宴饭店、商店开业、厂家促销，都有破着喉咙伴着音响高歌如云的，还有公共节假日的文化广场的文艺演出，街心公园唱歌、扭秧歌、练太极拳、唱京戏的，海了去了。只是对这些活动已经失去了兴趣，懒得驻足观看了。
街头文化是社会表象的缩影，由此也构成了记忆中的历史长廊。早些时候，从街头文化中了解了许多事情，也汲取了许多文化方面的营养。现在的街头文化，或许对许多小孩还能留下日后诸多的回忆，但是对人的影响没过去那么大了，电视、网络、手机的信息让人应接不暇，不想学习了解都躲不过去。这就是社会历史的进步吧！

感 谢
——致友人并我的文学宣言


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文学创作。这是一种缘分，也是文学自身的魅力。
文学的殿堂于我曾经是很高的，很远的，遥不可及。小时候能够看到的课外书籍是很有限的，也就是语文课学得还不错，作文写得受过老师的夸奖而已。后来社会上基本就没有什么文学了，跟着搞大批判喊口号。直到新时期以后才较多地接触了一些文学作品。那个时候自己也偷偷地写过一些分行的自以为是诗的东西，开始大致是干巴巴的口号一类的东西，后来湿润一些了还是羞于见人，似乎只给极私密的几个人看过。应该说，写公文材料、新闻报道、理论文章还是被工作和时光熏陶得不错的。1993年以后当了宣化区的宣传部长，以领导的身份和工作的缘由和爱好文学的同志们多了一些接触，时而也尝试着写一点儿应景的东西，甚至也上了张家口的报纸和刊物。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被桑原这样的伯乐发现了，鼓励并帮助我出了《心之路》的诗集，还拉进了市作协当了副主席。比较自觉的写作是在离开宣化区委宣传部长的岗位进入宣化师范以后，主要原因是闲暇时间多了，打发时光，回顾人生，发些感慨，如是而已。我自喻是“玩”，为已经为时不远的离岗退休生活做一些铺垫。这期间，出了一本散文集《天堂有多远》、一本诗集《山夫的诗》、一本小说集《殊途》，还跟着时髦开了两个文学博客，连同重复的上了小三百篇吧，点击量在三万多次。眼下还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梅》。不敢说自己多么文学了，但是现在文学确实成了我的生活方式的重要元素。人要有感恩之心。之所以能够写出并辑集出版这些作品，我的内心是充溢着感激之情的，这大约也是我的文学观了。
感谢时代。我们不能选择时代，只能让时代选择我们。我所经过的时代，有过美好，有过激情，有过贫穷，有过荒谬，有过彷徨，有过振奋，直到我们今天大家正在共同经历着的这样伟大的时代。时代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青少年时期了。我以为，在我的青少年中，最大的影响在于由于时代的荒谬使我以及我的同龄人错失了正常的学业。由此说到文学，就是少了最需要的扎实深厚系统的文化文学历史的基本知识。所以我的写作，尽可能地回避那些史实、典故、经典之类的内容，而是依着自己的性子信马由缰地发挥。但是我依然要感谢我的青少年所走过的那个时代。尽管它有过现在看来的荒谬和荒谬中的激情，然而它没有让我离开笔和稿纸，还让我接触了哲学这样高深的学问。于是在那样的年代结束之后，我能够跟着新的时代进行自己的思考。正如诗人顾城所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不少朋友说我写的东西比较有哲理性，我想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吧。当然我更要感谢今天这样伟大而美好的时代，没有这样的时代，我们就不能从容地思考，从容地写作，从容地发表，从容地出书。
感谢生活。这是文学的老话了，但它确是真理。个人的生活也是时代赋予的。童年记忆中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安祥和六十年代初的饥饿，少年记忆中有着长辈们被“运动”和自己跟着“运动”别人，青年记忆中有着插队农村的乡亲和小工厂里的工友，中年记忆中有机关的领导和同事。那些人，那些事，遥远的，不遥远的，像浪潮一样总是在脑海里涌动。涌动中被思考，被咀嚼，被消化，被升华，于是就演变成了诗歌、散文、小说中的文字。我从来都没有抱怨过生活的艰辛与曲折，没有抱怨过命运的颠簸与不公。我总是以为，我是一个幸运儿，我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了我的许多同龄人，尽管他们付出的一点儿也不比我少乃至超过了我。经历和生活确实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也确实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可以说，我的所有作品中都有我的存在，但是我努力回避那种陶醉或者抱怨，努力从个人的经历和理解中挖掘出超越自我的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意境。我努力地这样去做了，但是未必做得很好，因此还要努力，这也是我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追求吧。
感谢朋友。朋友，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其中有许多人是我的长辈，是我的老师，是我的领导。似乎古人说过这样的意思，在特殊情况下，朋友可以超越这些界限。为了行文的方便，我就斗胆地这样笼儿统之了。即使是以“玩”的态度从事文学创作，也是需要自信的。这种自信既来源于自己的心理特质，更多是来自于他人的褒奖、鼓励、批评、鞭策。有许多前辈作家、老师仔细阅读我的书稿或者书籍，给我逐字逐句地勘误纠错，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甚至反复查阅资料为我的散文集列出了一摞厚厚的勘误表；有许多老师以及我所熟悉不熟悉的长辈、朋友读了我的作品给我寄来信件或者打来电话，给予我许多褒奖和鼓励；有许多朋友主动为我的新书撰写评论文章发表在当地甚至外地的报刊和自己的博客上；还有许多领导非常关注我的写作，甚至推荐我参加了省里的作代会。每当我想到这些事情，心头就涌起莫名的感动。正是这些关爱和友谊，增强了我的文学自信，写作的兴趣越来越浓，劲头越来越足，胆子越来越大。正如我在书里说明的，我的小说创作就是在朋友的激励下开始的。以文会友，以友促文，这样的良性互动是我从事文学创作并不断有所进步的强大动力。
感谢文学。文学的魅力不仅是对读者更是对作者而言的。被文学的魅力所降服，是我人生的幸运。文学是我青年时代励志的“秘密武器”，在那蓬勃向上的年纪，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依着自己的情绪很隐秘地写上几行只给自己看的文字，于是就更加自信地走过沼泽，更加激愤地向上攀越；文学是我中年时代工作事业的“助推器”，当公文中恰当地出现一点儿文采，当自己撰写或修改的演讲稿、诗歌、歌词、主持词经过二度创作赢得掌声，无论是当秘书还是当领导，都在赞许声中产生了几分内心的愉悦，尤其是进入原本很陌生的高校工作以后，可以说我的文学创作成了我和知识分子沟通的重要桥梁；文学是我晚年赋闲时光的“生活伴侣”，当工作不忙了或工作不再需要我的时候，现实社会中许多要紧的事情渐渐与我拉开了距离，我不再是直接参与者也没必要再以当事人的口吻去忙上添乱，而文学给了我另外的观察角度、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既说了自己心中想说的话还不惹人讨厌，同时又轻易地打发掉原本可能寂寞的时光。正如人们经常说的，真是陶冶了情操，丰富了自己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文学是我结交朋友的“通用名片”，正是由于文学结识了许多和身份、权力无关的文友，形成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朋友圈子，使生活的平静和热闹有机地衔接起来，多了几分斑斓的色彩。我想，如果我的人生中没有文学与之相伴，就像美味佳肴少了适量的盐，淡了。
感谢不仅是心意的表达，更是庄重的承诺。我的文学创作，尽管可以说有些许成果，但依然在“业余”“爱好”的初级阶段徘徊。写诗诗味不是很浓，写散文形神并不兼备，写小说更是初出茅庐。不敢说超越别人，还是努力地超越自己吧！再“文学”一些，才是感谢的真谛所在！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真心倾听专家和文友的评说。我真心期待并衷心感谢这样的贵比黄金的评说！ 

（本文为作者在“山夫文学作品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孤独的守望者 

——读吴志达长篇小说《昨日入城市》


吴志达先生费时五年多时间呕心沥血完成的长篇小说《昨日入城市》，大体上可以算作是作者个人的自传体小说。因为作品中主人公隐含了作者个人的主要经历和思想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真实的深厚的可信的，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的思想情感人文倾向也是真实的鲜明的强烈的。
作品中的主人公季风是以酷爱文学梦想当作家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走进读者视野并展开自己的故事和人生经历的。此前呢？作品没写，但是有必要对这个背景做一番分析。因为“工农兵学员”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那个时代是没有文学的。以前的文学几乎全都成了“大毒草”，也就是季风进大学那几年“繁荣”出一些“三突出”式的干巴巴的东西。那时候，连“作家”这一称谓也成了世人的忌讳。和季风一起走进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绝大部分是以“继续革命”乃至“世界革命”为己任的“时代骄子”。在这样的群体中，竟然还有一位季风陶醉于《老人与海》《夸父追日》之中，对文学以身相许，历史注定他在当时就是孤独的另类。文学的澎湃是在季风已经走出校门的那些岁月里。那样一种潮流膨胀了季风梦想中的欲望，恰如后来的另外潮流膨胀了绝大多数世人现实中的欲望，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问题在于季风并没有混迹于当时潮流中的作家行列，只不过是个追随者而已，跌错坑儿的季风又注定要成为他所处的现实环境中的孤独的另类。
作者所表述的和读者所思考的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世俗环境中的“文人”，内心世界和外在存在总是那么苦闷孤独呢？这或许可以从刘二河的“夜壶哲学”和季风的“追日哲学”中得到某些启迪。刘二河用来装酒的“夜壶”极具象征意义。“夜壶”是低俗的，如果“夜壶”自惭形秽，尽管它也可以有满肚子的向往，它也只能在潮湿阴暗的角落里孤独下去。刘二河同季风一同毕业回到家乡，由于他没有季风那样的“背景哥哥”，被发配到了偏僻的乡下。从“时代骄子”到“乡巴佬”的跌宕，让刘二河一夜之间对自己有了清醒而明确的定位。你以为你是谁？一把低俗的“夜壶”而已。是的，当老大学生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当高考的大门向着青年甚至不再年轻的青年敞开，“工农兵学员”在很大程度上就有了贬义的色彩。以“夜壶”自喻自嘲，有些玩世不恭的悲哀，但这种自我定位是清醒的。更加清醒的还在于刘二河认为，“夜壶”未必只能装“尿”，它同样可以装酒或者其他精贵的液体；“夜壶”未必只能孤独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它装上酒同样也可以混迹于大雅之堂，哪怕看上去它是那么另类。尤其是刘二河在走向“成功”之后为“夜壶”总结的十二个特点，可以说是“夜壶哲学”的升华和刘二河自己真正的成熟。而季风所尊崇的“桑提亚哥”也好，夸父也罢，则是以英雄自居的另类。英雄自然是不平凡的。但是季风没有搞明白的是，在他的理想主义的英雄情结里，理想、英雄的实际价值究竟是什么，究竟有几何。桑提亚哥追求的是经历，是打败对方，哪怕最后只落下鲨鱼的骨架。即使季风有桑提亚哥德情结，但是他应该知道自己缺少桑提亚哥的意志和体魄。更何况桑提亚哥的职业理想无非是个世俗的渔夫，远没有季风自以为的“作家”那么高尚伟大。夸父追日，渴死了。不渴死又怎样呢？追上了太阳又怎样呢？无非也是一种自以为打败对方的经历，无非是在太阳的光热中融化完成自己的涅槃。青年人都有自己的英雄主义的理想，但是能够实现理想成为英雄的毕竟只是少数的个例。绝大多数青年在他们真正走进世俗社会的头几步里，以英雄主义的理想为标志的青春期就随之结束了。看来，季风的“追日哲学”首先是把自己定位定高了，高处不胜寒，季风的孤独是自己所信奉的哲学结出的必然的果实。季风和刘二河，两个工农兵学员，两种哲学，两个另类。一个另类从孤独中走了出来，一个另类向孤独中走了进去，这是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一些什么奥秘吗？
季风的孤独固然有着社会层面的因素。文学的殿堂时而受到政治的挟持，时而受到金钱的湮灭，更多时候则是受到世俗的嘲讽。有着强烈文学追求的季风同文学一起陷入苦闷彷徨似乎是当今世事的一大诟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就是文学究竟能够给予读者给予社会什么。你的作品振聋发聩地感动了读者的心灵了吗？你的作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了吗？如果作家作品失去了读者，那么作家的孤独只能从自身去寻找缘由了。一般说来，文学的地位与被普遍压抑的社会情绪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当今世人于盛世太平中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攫取财富的现实中，尽管依然有着种种不公甚至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文学与作家的被冷落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势下，身单力薄的季风依然守望在自以为神圣的文学领地，就如同那位提着长矛与风车决斗的堂吉诃德一样，英雄尽管英雄了一把，但孤独却难免会像影子似地与之相伴。这是社会的悲哀，还是文学与作家的悲哀？说不清。
事实上，季风的孤独并不全然是由文学营造的，还有他自身性格上的缺憾。当他因为自己正当的待遇没有兑现合理的建议受到漠视怒发冲冠拍案而起的时候，当他为着正义路见不平一声吼从而引发刑事案件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工作能力不错就是有点儿个性”的貌似爱护婉转公允的评价，使他一次又一次无可奈何地陷入由于“另类”“怪癖”从而被孤独或自我孤独的暗夜里。但是细究起来，这些性格上的缺憾恰恰是所谓文人惯有的毛病。传统的社会道德比较推崇所谓的“真正的文人”，而许多文人又常常以“真正的文人”自诩。所谓“真正的文人”，一个显著的特点叫作“有骨气”，“骨气”是虚化的东西，往实里理解，基本的含义大概就是道德的楷模正义的化身及其顽强的体现。这种顽强的体现，从文人那里体现出来，就有了与常人不同的形式。于文化名人，那是智慧、勇气、典故，于文化不名人，那是书呆子、冒傻气。可惜季风不是名人，他的事迹不会载入史册，只能孤独地待在吴志达先生的小说里。这样一种悲哀与文学的悲哀相比较，或许才是一种社会的悲哀。
季风也有不孤独的时候，不仅是领导、同事、被扶贫的村干部、村民里有理解他赞赏他的知音，更有诸多的红颜知己成为他躲避孤独的港湾。虽是媒人搭桥却也算作初恋的乔凤莲不仅爱他的“大学生”身份，也爱他的才华；有些邋遢的妻子顾枝在“大学生”丈夫面前总是有着几分自卑；闻莺既是与他志趣相投的文学伴侣，也是真心爱恋着他的梦中情人；就是有着高干家庭背景的军官太太薛芳菲也都有着和他上床的欲望；当然还有那个在情欲中纠缠着他不放手的欧阳春了。这种桃花红运或许真是作为作家的季风的魅力所在，也是对季风在孤独的文学守望中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补偿，尽管情感上的折磨也时而加重了他的孤独。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能把刘二河的理论与实践归之于成功，把季风的理论与实践归之于失败。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季风虽然历经磨难和孤独，最后也终于追逐到了属于自己的“太阳”，自费出版了自己的作品，虽然这个“太阳”和桑提亚哥最后落下的鲨鱼骨架差不许多。英雄多是以悲剧为结局的，季风也算是在人生的历程中完成了自己的英雄主义梦想。但是，我依然认为，守望文学高地的应该是那些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名家们的职业，至于他们孤独不孤独，让他们自己去体会好了。咱们凡人，做一个自娱自乐不承担繁荣什么发展什么重任的文学爱好者挺好。人啊，从俗一点儿没什么。清高孤傲了一辈子，到头来也不过是空空如也的俗人一个。也许这是咱这把岁数上的议论，不大符合“季风们”那个时代那个年纪的心理诉求。我是期望这个世界上“季风们”的那样一种孤独感少一些，这样幸福指数就会相对高一些。尽管有着这样的心情，我还是高度赞赏《昨日入城市》的问世，因为它还原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样一段历史，因为那一段历史岁月中，有季风，有志达先生，当然还有我自己。

关于日全食的断想

一

尽管总是小心翼翼地围着你转
尽管总是一直在讨着你的喜欢
还是一不留神惹了你的讨厌
竟然在光天化日下挡住了
你和你的领导的视线
甚至为你制造了片刻的黑暗
麻烦，麻烦
以后办事儿可得好好地盘算

二

问题不在于谁的个头更大
也不在于谁会放射光芒
甚至谁追随着谁也并不重要
重要的在于位置的恰到好处
一位黑客，一次屏蔽
是偶然背后必然的
一次伟大的创举

三

纯粹的黑暗没意思
纯粹的光明也没意思
有意思的是黑暗与光明接触的那一刹那
有意思的是黑暗占领了光明的中心地带
那样的光才是宇宙间的灵光
那样的暗才是宇宙间的真暗
在那样的时辰
究竟是黑色的太阳还是黑色的月亮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四

光明是一点一点消逝的
光明是一点一点出现的
黑暗是一点一点进攻的
黑暗是一点一点退出的
生命是一点一点生长的
生命是一点一点消亡的

快乐的二胡在歌唱


小巷的尽头

一处修理自行车的摊位

一个修理自行车的老头

一堆修理自行车的家什

还有一把和自行车没什么关系的二胡

二胡很旧了，也没有精致的手提盒

和那里的家什、老头、车子很般配

老头的技术很好

老头的生意很火

老头的朋友很多

老头的朋友都是和他差不多的老头

老头和他的朋友都是二胡爱好者

老头忙的时候或者不忙的时候

老头的朋友有时也有老头自己

常常操起二胡举办街头演奏会

有时是老头的二胡在独奏

有时还有别的二胡跟着在合奏

别看二胡都很旧了但是音质很好

别看他们的手粗糙但是很灵巧

别看二胡很小但声音的穿透力很强

别看他们似乎很落魄但人和乐曲都很欢乐

那些曲子都是我很熟悉的曲子

那些曲子都是我所经历的过去

那些曲子牵动着我的思绪

似乎又回到“文艺宣传队”观众的人堆里

“北京有个金太阳”很欢快

“金珠玛米呀咕嘟”很欢快

草原上的“赛马”很欢快

甚至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也很欢快

当然欢快的不一定是乐曲本身

更是老头们陶醉的神态和心情

没有围观的人群

没有如潮的掌声

只有欢快的乐曲和心情

穿透嘈杂喧嚣的声浪回荡在小巷的上空

老头里肯定没有眼下的大官或者大款

老头们家里心里或许也有许多不顺心的事情

即使有也让手里二胡的声音冲散了

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不快乐的

哪怕过去的日子很坎坷

哪怕眼下的日子很艰难

只要这手里的伙伴还陪伴着

那就没有什么不让人快乐的事情

我和老头的摊位以及他们的二胡是邻居

当我正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

那快乐的二胡正穿透喧嚣的声浪

在我的耳边歌唱……

冯翔死了，丧事也办了。据说官方也出面了，办得也挺隆重。早就想为之发点儿议论，但有点儿犹豫，想了又想，还是说几句吧。晚就晚吧，又不是赶时髦。

我不认识冯翔。之所以想说，是因为他是汶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和我过去的职业是同行，有点儿惺惺相惜的恻隐之心。

冯翔是大地震的幸存者，他的儿子在地震中夭亡。好不容易从地震的阴影中走出来，又好不容易当了副部长，并且还很忙，正在大显身手，但是他还是自己去死了。据说，冯翔之死同他心情忧郁的心理问题有关，当中似乎又牵涉到官场的争斗、朋友的背叛等复杂的事情。还有一个背景，他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写作勤奋，作品不少,尤爱写诗。这个背景也是促使我想说话的重要诱因。不仅是职业，还有爱好，大体算作一个圈儿吧。

我想说的主要意思有六个字，叫做“进得去，出得来”。

是的，人这一辈子，要干许多事情，要遇许多事情。不论什么事情，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

不进去怎么能行呢？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为了将来你进了学校，不爱学习你也得学，爱好学习那就是你那个时候的幸福了，自觉地往进钻，不觉其苦，只觉其乐。为了谋生，不乐意的事情你也得干，不进去不足以谋生。而谋生的营生又恰好是你的爱好、志向，那更该乐此不疲了。还有一些很挠头的事情找到你的头上来了，你不想进去也得进去，绕不过去。再有一些很惬意的事情，你巴不得它的降临，好自如地走进去惬意一番。尤其是工作、事业和有益的兴趣爱好，进去意味着直面人生，意味着积极进取，意味着个体生命社会价值与自身价值实践实现过程的统一。冯翔忍着丧子之痛，在工作岗位上忙得团团转，受到诸多同事的赞扬，稍有闲暇还要搞点儿文学创作，这正是我所说得进得去进得好的范例。

但是，不出来又怎么能行呢？具体的事情办完就算完了，自然就出来了。更重要的是，人活着，不是只干一件事一项事的，这个不出来怎么能进那个去呢？如果一个人钻到一件事或一项即使是事业的事情里出不来，就容易出毛病了。祥林嫂的阿毛死了，总是出不来，后来就讨人嫌了。一个领导干部不分场合总是谈工作，一个艺术家逮住谁就跟谁谈艺术，恐怕也是不正常的。干事业执着有兴趣固然不错，也应该废寝忘食，但不宜超过适度的界限。即使是很高尚的工作，我赞成相对意义特殊状态下的全心全意全身心投入，不赞成把人变成工作的机器，不赞成绝对意义上的“工作狂”。咱这等人不是什么职业政治家、革命家，没那么伟大。即使伟大的人物，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也有着一片自我的天地。

但是有些事情缠绕住了你，使你想出也出不来，遇到这些事情就麻烦了。我估计冯翔大致就遇上了这等事情。说白了，就是遇上了潜规则盛行的环境和你原来想不到的缠住你又不放的“小人”。这我就想冒昧地分析一下冯翔的特殊心理和他所处的特殊环境了。

首先，那个宣传部是官场，难免会流行官场通行的潜规则和别的消极庸俗的东西。但是，宣传部又是做意识形态工作的，所学的所讲的所干的都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高尚的正确的东西。如果你擅长那些“潜规则”，一种场合上该这么说就这么说，该这么干就这么干；另一种场合上想那么说就那么说，想那么干就那么干，那你不说是游刃有余至少也是如鱼得水。然而，这种情况恐怕很难在冯翔这等人身上出现。为什么？也许冯翔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本来就有满肚子与世俗流行不大相同的学问见解文采思想，对自己工作所宣传的东西，又是真学真信真讲真干，每天的熏陶渲染又进一步固化了自己心灵深处所信奉的理念。这些信念同文人情怀书生意气一拍即合，融为一体，一旦遇到潜规则暗涌下的怪人、怪事、怪招，就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这样呢？思来想去还是没招。得，想不通，想不开，出不来了。冯翔的情况究竟是不是如此我不得而知。如果真是这样又该怎样呢？是不是只有冯翔所走那样很不值得的一条路呢？

以我之见，可以有三招从这类不如意的事情中走出来。

一曰穿过去。穿过去也就意味着走出来了。怎么穿呢？无论是走明规则还是运用潜规则，立时不行咱等着，忍着，背后积极运作着，混出一个比现时更大的“官”来，至少比那个“小人”大上一级两级。能当副部长还不能当部长进常委吗？但凡小人，只要你超越了他，什么难题都不存在了。但是明规则走不通，潜规则又不愿走，或者自己实力上不行，那就穿不过去了。

二曰不在乎。该当自己的官当自己的官，该干什么官事干什么官事，尽心尽责就行了，给更大的官就当，不给就不当。下了班从官事中走出来，想干点儿什么干点儿什么，经营一下属于自我的小天地。上班了，再从自我中走出来走进那个他我中去。至于小人么，大人不把小人怪，不和你一般见识，熟视无睹目中无人，过得去就算了。我比较赞成这样一种态度。一般情况下，这一招是可以从中走出来的。但是，大环境或者那个小人连这都不容，那就只有第三招了。

三曰爷走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当个体户。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反正不能把自己宝贵的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不值得的那些庸俗阴暗的小人或者风气。再则说了，一个堂堂的科级干部，还不至于到辞职干个体的地步，换换工作环境哪怕稍差一些，躲过那个你认为的小人，还是能够做到的。

我想，问题的关键恐怕出在文化人的心理素质同官场或者说世俗的环境能否相融上。不少文化人其实并不了解文化的奥妙。文化、文学、知识、道理，固然有许多许多的好处妙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让人在认识分析事物时往开里想的。往开里想，既能走进文化里去，也能从文化里走出来。钻进文化里出不来，也不是什么好事情。说到文化，我很欣赏老祖宗道家学说所创造的那个阴阳鱼的太极图。黑中有白，白中有黑，还在运动旋转。旋转起来是什么样的世界？该是灰色的吧！就是说，从古至今，无论哪里，都没有纯粹的光明纯粹的黑暗，光明黑暗总是混杂在一起的。唐僧取经还遭遇到西天管经文的“吃人事”呢！官场不如意，文坛就干净吗？你以为干净的地方实际上是一种远距离的“朦胧美”，等你真的进去了，就会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儿，但也并不是都那么黑。有许多事情在于你怎么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统一的答案。理想不属于现实，它总是属于那个比较永远的明天的。实际上，你觉得这世界灰的多一些，黑的多一些，社会也还是在进步的。由此，一个人自我追求文也罢，雅也罢，只要你周围的环境是世俗的，那从点儿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从俗不等于从恶。适度的从俗就是主动地适应环境。把孤独看做是一个人的盛宴，把盛宴看作是一伙人的孤独，这种心态有点儿也可以，让它持久地主导自己的心态，恐怕就很难适应现实的环境了。文化人要坚持保留自己所谓的独立的人格人文精神也没关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如果你具备适当的环境和条件，也可以去做一个特性独立的文化人。没有那样的可能，就得容忍俗的东西，不必把俗同恶等同起来，采取嫉恶如仇的态度，把自己所要坚持的固守在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也就行了。如果是这样，还必须把世俗的名呀利呀什么的真的看淡。真的看淡了，也就看开了，也就容易从难缠的事情中出来了。

我是过来人，回忆过去思考现实，和冯翔有相通的地方。估计这世界上，冯翔们也不少，说几句话聊供参考吧。